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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回顾

作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01日 12:16:15

  摘要:1949—2019年,中国学界对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欠缺,最近20年稍有起色;对卢梭和赫尔巴特等外国近代教育家的思想,学界关注较多,产生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20世纪初以来的外国现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实,其中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1世纪初,国内对大学理念的研究,忽然勃兴,并取得可喜的成果。概而言之,近七十年的外国教育思想专题研究,可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阶段。前三十年,研究的面较窄,但有理论深度;后四十年,研究的疆界大大拓展,成果数量较丰富,但质量上有待提升。近七十年的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体现了“共有历史”观,促进了教育人性化和教育理性化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在将来,我们应在研究专题拓展、研究方法创新和史料意识加强等方面,推陈出新。

  关键词:思想史;外国教育思想研究;外国教育;大学理念;共有历史

  作者简介:涂诗万(1972—),男,湖北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刘敏(1989—),女,河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童想文(1984—),男,福建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曹春平(1986—),女,湖南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杜威教育思想批评史(1986—2019年)”(项目编号:BOA190042)研究成果。

  本文以时间为经,专题研究为纬,总结1949—2019年中国学界对外国教育思想的研究。(由于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相关史料掌握不全,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大陆学界对外国教育思想的研究。)专题研究(monographic study)指对某一专题的深入探索,有自己独到的材料、方法和论点,有别于通史的撰写。70年来,“普及”的任务,比“提高”的任务紧迫,我国学者对外国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起步于编写通史性教材,因而在从事专题研究时习惯于以时间为线索分出古代、近代、现代等专题。不过,1999年开始的中国大学扩招,刺激了大学理念专题研究的较快增长,改变了这种研究惯性。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我们分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研究、外国近代教育思想研究、外国现代教育思想研究和大学理念研究四个专题,回顾中国学者70年来的外国教育思想研究史。

  一、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研究

  70年间的前50年,国内学界对外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欠缺,最近20年稍有起色。

  近20年,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研究方面做出重要成绩的,是以金生鈜和刘铁芳为代表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金生鈜以“英伦自由主义”的视角探究古希腊教育,刘铁芳则循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保守主义的途径回到古典。

  金生鈜在《德性与教化》中指出,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主张,“好教育”应既是培养“好人”的教育,也是培养“好公民”的教育。自由是成为一个“好人”和“好公民”的前提,“好人”追求自然正当的永恒价值,把它作为美好生活的价值基础;“好公民”则在公共生活中时时体现审慎的理性。[1]李长伟追随金生鈜未尽之意,研究培养“好人”和“好公民”的教育在古希腊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古典政治哲人的公民教育,注重对超验性的终极目的的思考与认同,将至善和德性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把培养追寻自然德性的好人作为公民教育的目的,这与西方近现代将自由和权利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迥然不同。[2]李长伟的研究与金生鈜相比,有更多的列奥·施特劳斯色彩。  

  刘铁芳指出,古希腊自由教育的途径是通过对普遍知识的追求来引导个人超越感性经验,目的是追求理性灵魂的卓越,其根基,与其说是对高贵人性的渴望,不如说是对人类精神生活幽暗性的深刻洞悉。[3]刘铁芳立下志愿,要带领学生将柏拉图三十多个对话,逐一从教育学角度进行解析。刘艳侠的《爱欲与教化——柏拉图教育哲学的一种阐释》(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和刘莉的《苏格拉底如何做教师——〈普罗塔戈拉〉开篇释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作品,正是这个愿望的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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